被我称为疯狂族的释义与前些年的发烧友、股疯差不多，相近的还有粉丝、歌迷、球迷、车迷等，是对有超常行为人群的统称。这里列举一下我所观察到的类似人群。

    中国的退休族里存在着那么一群老有所乐者，他们的业余生活非常精彩，业余时间全部奉献在自己的爱好兴趣上，名副其实的初级疯狂族。苏州老年大学设在原来的青年宫，新学期开始的那几天里，报名的人群把大厅挤得水泄不通，工作台前十几只手递着表格，让办事员不知所措。能报上个自己喜欢的热门课，更比抢购便宜货还难。摄影、烹饪、园艺、声乐、舞蹈等等应有尽有，有人一下报上三门课，一门课至少每周上二次，回家后还要复习和练习。加上每天必做的家务活后，真比上学的孩子还忙。

    社区活动热把爱好唱歌和跳舞的人集中在一起，除了每周固定的活动外，还有排练和演出任务。为活跃市区的文艺生活，登台演出少不了他们；为烘托节日气氛，每逢国庆、五一等大节日，吹拉弹唱，轻歌曼舞让他们大放光彩。听说，北京社区流行扭秧歌，大娘大嫂们穿着斜襟衣衫，双手舞动着绸带。有的肩背一只小鼓，音乐伴奏下，两根小棰有节奏地捶打着鼓面。既能充实生活，又能娱乐身心，两全齐美也。听说苏州有的小区广场，每晚是中老年人跳交谊舞和健身舞的场所。他们互相切磋技艺、自娱自乐。

我曾是他们中的一员，所以知根知底。疯狂需要有奉献精神，疯狂中的人们可以忘记一切，疯狂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前些年我跳交谊舞，右脚拇趾甲曾受伤脱落过……。

    中级疯狂族一般出现在电脑前，他们默不作声，瞪圆的双眼一眨不眨，与电脑里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痴迷到寝食不安，灵魂早被虚构的人物勾出，行尸走肉般地消磨着美好时光。影响学习和工作，颓废毁灭人生。

大型演唱会上或球场内，你也可见到另一类中级疯狂族的影子。他们穿着一样的服装，日本的拉拉队每人的头上还扎着同样的头巾，人手一只小喇叭，时站时坐地同步呐喊。群体内高举着某位明星的大照片，写上明星的大名。他们追逐着心中的偶像，他们为自己喜欢的某一球队助威。跨越国界、跨越时空，疯狂得让人不可理解，疯狂到自己也晕头转向的地步。曾记得，李霄鹏为中国男足冲进日韩世界杯踢进的第一只球，在场的球迷只顾狂叫，等看到记分牌显示后，头脑仍一片空白，竟然还互相追问着：谁，是谁进的？？

到日本安家后发现，社区活动没国内活跃，但是70万人口的熊本市，健身俱乐部有十多个。我参加俱乐部后，交了些朋友，前二年跟着也曾疯狂过。健身房每天10点开始营业，会员们提前十分钟就守在服务台前。进去后，先做各种器械，10点半跳健美操、做瑜伽等，下午去游泳，不到2点是回不了家的。健身房里各年龄层次的人员都有，平日的白天以中青年主妇和退休男性为主。晚上和双休日才是年轻一族的天下。我们那个健身房有二个停车场，七八十个车位，老是满满的。疯狂族出门时带上午餐、点心，以健身房为家。健身三个小时免费停车，大家在快满三小时时把车开出去，再打一次停车券，这样就不必出停车费了。上班的年轻人利用双休日集中锻炼，健美操从上午跳到下午，大汗浸湿了运动装，休息时冲个澡，换了干净的衣服再进教室。健身房绝对能满足疯狂族的各项需求，中央空调冬暖夏凉，随处可见的饮水机免费提供清洁的水源，累了可以走进按摩室或桑拿室，按摩室内有按摩椅、木制的滚桶式腿部按摩器、摇摆器等。健身节目安排得十分紧凑：健美操、大球操、瑜伽、气功、杠铃等。温水游泳池终日开放，各种泳式每周免费教多次。

高级疯狂族，指的是水平高、消费高的车迷们。熊本像个盆地，四周被阿苏山包围着。双休日车迷们开着形态各异的高档摩托车或敞篷跑车，十多几十辆一组地飞驰。装备之全、速度之快、队伍之整齐成为盘山公路上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因这种摩托车和汽车的价格贵得让人咋舌（98年在美国曾碰到过一位摩托车迷，他骑的一辆并不太起眼的也值4万美元），故平时在城市里很难见到。在车迷们休息时，我们有幸拍了些照片留作纪念。

    顶级疯狂族非日本的“暴走族”莫属。它由一群年轻的摩托车迷组成。他们三五成群，专挑夜深人静的凌晨，在空旷且人集中的地方如车站广场，开着被他们改装后的摩托车招摇过市。那种摩托车的消音器被拆除后，会发出怪异的尖叫声，犹如幽灵盘旋在城市的上空。因为是违法行为，常常被警察追踪。他们与警察周旋着，时而开成圆弧形，时而开着大S形。引来围观的人群，哈哈哈……警察叔叔四个轮子的车很难堵住他们的两个轮子，原因是这帮年轻气盛的毛头小伙子是经过认真训练且技术过得硬的。

    成为疯狂族是有条件的，首先要有这方面的兴趣和爱好，其次要有经济实力、体力和闲暇时间。

    “天欲其亡，必令其狂；英雄之道 先狂后亡。”疯狂的后果也是难以预测的。

        在下乡接受再教育的第八个年头，终于拨开乌云见到太阳，告别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告别了与我朝夕相处的乡亲，告别了我心爱的药箱，不用再为社员们的健康担忧，也不再因某某疾病要流行而提心吊胆。来到阔别多年的苏州，将过一种全新的生活。

        梦总是美好的，当梦变成现实时就不那么称心如意了。期待着过上城市幸福生活的我万万没有想到，回城的路会如此的曲折，又经历了多少风雨。

        我插队在太仓，76年4月因符合家庭二农一工一学的条件，被上调回城。当了6年左右的农村赤脚医生，在四大队仍至璜泾公社多少有点小名气，与社员的关系也很融洽。不要说老乡们依依不舍，说心里话，那时我也十分矛盾。眼看着上大学无望，年龄却一年年增加，想当个小工人的愿望越来越迫切。

        当年来太仓招工的是商业局，听到消息，有上调希望的知青，心凉了半截。商业工作，首先想到当店员卖东西，那个年代称营业员为“拍半身照”。还有老虎灶、大饼店等等也属商业局分管的范围。多数人对这些服务行业不屑一顾。我暗暗想，自己是赤脚医生，把我安排在药店卖药最合适不过了。分到西药店，我轻车熟路，不用培训立即上岗。分到中药店，我也得心应手，中药材都能识别。事与愿违，商业局招工的负责人叫我去煤石公司报到。煤石公司，叫我去干什么工作呀？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转念一想“煤石”嘛，作兴与煤球搭点界。石，后来知道是石油的石。报到时才明白，煤石公司除了在办公室上班的职员外，一般都在基层的煤球店当营业员，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后来与老同学李某联系，她在医药公司政工科工作。她的回答似冷水浇身，因我的人事关系早落实到煤石公司，想调到他们医药公司当药店营业员，她已无能为力。别无选择只能卖煤球了。

        回城时，我家所在区域属金阊区，工作也理所当然地安排在金阊区。最终分到景德路牛奶公司隔壁的第37煤球店。无情的结果如五雷轰顶，把我从天上摔到地狱。背着人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夜夜无法入眠。好强的我为自己选择了三条路：一、回太仓璜泾公社继续当赤脚医生，二、放弃工作，呆在家中再找机会，三、离开苏州，到别的城市谋生。父母亲的开导已无济于事，同学、朋友和亲戚们怕我有极端行为，都不止一次上门劝阻我。理智终于战胜冲动，我无奈地接受事实。

        76年4月1日，我迈出人生的第一步，无精打采地到黑不溜秋的煤球店上班。店负责人接过介绍信，把我上下打量一番：“你就是新来的小陈？跟主任说好的，派个男青年给我，怎么又是个女的？”显然我不太受欢迎，有点尴尬。随后她拍拍一位中年妇女的肩膀，向我介绍说：我俩都姓王，三划王。这位戴眼镜的师傅姓邱。我的眼光随着店长的手，转到邱师傅身上：男性，60开外，中等个子，一头稀疏的白发。“煤球店里的营业员历来是女的多，所以老邱是我店里的宝贝。”店长又补充了二句。

“喂，老顾啊，你先歇歇……”听到喊声，顾师傅回头瞄了瞄王店长，用铁铲柄的顶端撑着下巴：“阿是店里来了新人？我可以告老还乡哉。想想末真开心，真开心·#%#￥*%……”哼了一段自来调。“不过，你要把小陈带出师后，才能离开得来”，王店长发命令：“小陈，你就拜老顾为师傅，有啥困难，有啥问题就请教顾师傅好哉。”老顾连忙说：“煤球店有啥个技术？才是力气活，不像卖药个，吃错仔要死人个。”我强颜欢笑地“嗯”了一声，老邱师傅如发现新大陆似的，“喔、喔”连发两声，“看样子小陈还不太情愿到这里工作吧？”是啊，我对自己说，啥人想着会到煤球店工作，情愿再回到农村干老本行。老顾师傅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定神瞅了瞅，几根花白的头发上盖了一块破旧的毛巾，满脸的皱纹里嵌满了煤灰，张大的嘴巴里黑乎乎一片，稀零咣啷只剩二三颗牙齿。顾师傅虽然牙齿所剩无几，说起话来漏风利害，但中气很足，声音低沉、浑厚，唱歌应该属女中音。她开始挥舞铁铲，把小煤球一铲铲地往煤堆上甩，一边自言自语：“我也不想在这里做，不就看在每月几十块的面浪。年轻人不来接班，我作兴要做到老死哉。”她的话震醒了我：“对啊，我也为每月19元才来的。”解不开的疙瘩暂且搁一边，当几天学徒后再说，我立即换上刚领的深蓝色工作服，跟着顾师傅开始铲煤球。

老顾在煤炭行业干了几十年，到了该退休回家的年龄，可是没有新鲜血液注入，一拖就是十年。她非常幽默，非常实在，别看她闲时手指间老夹着一根烟，双眼一闭，像吸鸦片的老枪。干起活来，绝对比年轻人利索。还能体谅人，她是给予我帮助最多的人。

这家煤球店很浅，进深不过二三步。门朝南，大门沿人行道一排长“刷板”，大约有十块左右，我从来没有干过开门或关门的活，所以记不清楚大门到底有几块长板组成。面积不大，收款的柜台面向东，把店分隔成二间，外间堆煤球，我去时还有鸡蛋大小的小煤球卖，蛮占地方的。蜂窝煤球装在木条箱内，木箱一摞五六只。里间是营业员休息和活动的空间，几把椅子、一张桌子，中间放着一只煤炉，上面永远是一锅沸腾的开水。冬天炉子能取暖，中午不回家吃饭的人，带点饭菜，在上面热一下，十分便利。

处在黄金地段的37店，生意十分红火，每天上午开门不久，运送煤球的汽车准时开来：“快点来，快点来呀，唉哟嚯，唉哟嚯……”的苏北话声，夹杂着乒乒乓乓、噼噼啪啪的甩木箱的声音。整箱的蜂窝煤先由运输工人从车上卸下来，店员接过手，先往店里码一部分。晴天，木箱大半就堆在人行道上，到关门打烊时蜂窝煤基本能卖光。搬运的速度之快如打仗，长期的体力活练就了店员一身过硬的本领。开始的几天，我连手都插不进去，干瞪着双眼看还来不及。上午进货结束，顾客陆续来买，营业员还要一箱箱搬到磅秤上秤。碰到男性顾客，我就贪懒，叫他们自己搬。顾师傅倒没说我，过了一个月左右，老邱送我一个“菜花小姐”（指娇生惯养、不能吃苦的姑娘）的绰号。我心知肚明，这绝对是贬义的。

重活干不了，当收银员最理想。但小小煤球店的收款工作是固定的，他们吃的粮食也比我们少（76年粮食还是定量供应，比我们少几斤米）。碰到店里的收银员休息或中午吃饭换班时，我就有机会当替班，坐在帐台前，轻松轻松。体力倒是减轻，神经却是绷紧的。在37店前后呆了不到一年，由于粗心大意，竟多找钱给顾客。头一次是打烊前的最后一笔生意，多找了2元，后一次是5元。发生这样的差错都得由收款的人赔钱。要知道，当时我的月薪才19元。

这家店沿着繁华的景德路，尤其在秋风扫落叶的季节，除了吃马路上的尘土外，大风刮起的煤灰也会钻进你的衣裤，甚至口腔。在商场当营业员的，可以穿着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衣服上下班，倒霉的我仍旧和乡下出工时一样，只能穿旧衣服。

更为糟糕的是常常会遇见过往的熟人：“啊哟，你怎么在这里上班？”显然这工作是“下等”的。为避熟人的眼光，没生意时我老往店的角落躲。最为气愤的是，有人为我介绍对象时，碰上男方或男方的介绍人不认识我时，他们就站在我上班的店外远望，先睹为快嘛。其实走到我跟前也无所谓，每天要与很多顾客打交道，我怎能分辨得出。想想多不公平啊！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到苏州的当天晚上，妈妈迫不及待地跟我谈话：“你人还没有到家，贾医生、朱老师跟我说了几次，等你大女儿工作停当后，不要忘记告诉我一声。她们都知道你快30岁了，贾医生那边有几个医生蛮好的，朱老师有几位学生年纪与你相仿……”妈的话就像一阵风从耳边吹过，兴奋的我先在憧憬着未来，什么工作在等着我，报到时穿啥衣服，到那家店上班，远不远……。好，现在工作停当了，雷声过后就不见下雨了。上班快二个月时我倒突然醒悟了：还不是因为煤球店的工作不体面，我身上就像背只大黑锅似的。黑锅就如蜗牛背上的壳，怎么也甩不掉，也不可能甩掉的。明白已经太晚了，当时，开后门安排好工作的例子不是一例两例，我只能默默地承受着一切，每天沉浸在痛苦之中。

一天，同学的妹妹连招呼都不打，兴高采烈地到店里找我：“我上来了，派在你家附近的纺织一厂。过二天我要去报到哉。如果你休息，我上早班的话，就到你家玩……”我静静地听她说话。心想，三班倒虽说辛苦，但在厂里上班，除了本厂的同事外，不与外人接触，谁也看不到的。当时实在是好面子，所以很羡慕她的三班倒工作。

那天正好下着雨，我穿了双半统套鞋来上班的。同学的妹妹走后，我的情绪更无法平静，真是倒了八辈子霉才派到这种工作，一肚怨气没地方发泄。进门没走几步，眼睛不知道在看什么地方，碰倒一锅滚烫的开水，直灌进我右边的套鞋内。“啊一哇，痛得来，啊哟哟……”我一边喊，一边拼命甩脚。邱师傅听到我的呻吟第一个跑过来：“快点坐在凳子浪，先把套鞋脱下来，时间泡长仔，套鞋就脱不下来哉。”那是初夏的梅雨季节，穿的都是薄衣裤，套鞋脱起来还很费劲。邱师傅一边安慰我，一边找来一辆黄鱼车，上面摆着凳子。几位同事搀扶着我，爬上黄鱼车，坐在凳子上。然后邱师傅骑上黄鱼车迅速把我送到最近的中医院。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当时家里都没有电话，无法及时通知家人前来医院。医生给我消毒，包扎，只是红肿利害，水泡还没有生成，为防感染，还配了几天消炎的针剂。从医院出来，邱师傅义不容辞地送我回家。

       第二天比出事时痛得更利害，大水泡覆盖了我的右脚背，开水灌进套鞋的缘故，右小腿部分也被烫伤的。除了去医院换药或配药外（打针我自己会处理的），整天躺在床上。心情极度悲伤，连看书和杂志也没心思。闭上眼睛就是开水锅翻在地上的镜头，阵阵钻心的痛无法用言语描述。脚受伤，不能走路，去医院得三个人：爸负责挂号找医生，我妹背我坐上自行车，再背我在医院里行动，妹成了我的两条腿。弟弟当车夫，推着我往返于家和医院之间。看一次病他们三人就要请假一二个小时。半个月后，病情稳定点，我爸请来熟悉的马医生到家里换药，家人也轻松得多。幸亏没感染，一个多月后水泡瘪下去，新肉长出来，伤口开始慢慢愈合，最后脱皮，但是，疤痕也永久地留在了我的右脚背上。

       夏天，时髦的女性赤脚穿双漂亮的凉鞋，十只足趾再用自己喜欢的颜色点缀一下，成为近几年的一种时尚。这样的打扮对我来说，就是奢望。三十多年过去了，脚背上的疤痕依然清晰可见。细心的人看到，还会以为我患了白癜风。巴掌大的伤疤里埋藏着那段特殊的经历，它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上。

8月9日旅游团安排我们参观布达拉宫，大巴上共有45位乘客，得分两批进行，我们被安排在下午1时。

下车后，我们先在布达拉宫及广场附近拍照、录像和观景。由于拉萨的早晚温差很大，早上出来要穿秋衣裤，一到骄阳似火的正午，气温骤然上升到30度左右。尤其在毫无遮拦的广场上活动，其炎热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于是外套、毛衣和衬衫一件件脱下，背在身上很沉。拍照时，我把行李包往地下一放，一位素不相识的人赶紧过来阻止，非得让我把包拿走。当时我还以为他是在提醒我：谨防小偷。后来才醒悟，也许怕我的包内藏有炸药之类的违禁品，影响到广场及对面布达拉宫的安全。同样，在拉萨河畔的青藏公路纪念碑前也站着武警战士。纪念碑的周围用护栏围着，还禁止游客站在纪念碑前照相。如果你没看清楚，想留个影的话，人还没站好，武警战士后脚就跟上来，立即请你离开。

另外，进拉萨火车站的旅客必须填所谓的“健康登记卡”，行李内除了违禁品外，不得放液态和胶状的东西，人和行李都得过安检关，与乘飞机时一样。这样的谨慎是否过分？

藏民赚钱出新招：自从06年通火车后，来西藏的游客越来越多。一些藏民想出了一条生财之道：茅坑收费。只对游客，导游免费。一辆辆大巴开进停车场后，游客陆续下车方便，如果你身边没带零钱，休想进去。路程长时，司机就停在公路边茅坑样的“公厕”旁。外墙虽然都写着“公厕”两个字，既不给手纸，又不打扫，臭气熏得你连眼睛都难睁开。收费少则一元，多则二元（只有一处最“客气”，收5毛），奇怪的是只收纸币，不收硬币。最最让人不解的是在羊卓雍措湖边，一家藏民，自己在乱石堆上挖了四条槽：深50公分，宽30公分，长60公分，槽的两边用水泥铺了宽20公分、长60公分左右那么一条，让方便者的双脚能踩在水泥上，便于蹲下。四周插了几根竹竿，上面绑了一人高的编织袋样的材料，围成一个无顶的四方形，两边再开了二个像门样的口，也用同样的材料做门帘。两条槽中间也是用这种材料隔开。男右女左。风一吹，用来遮人眼的“门帘”自然飘起来。就这样的“设施”也要付2元人民币才能进得去。槽内的大小便越积越高，何时清理，又有谁来管？明摆着是对西藏生态环境的破坏。

更为恶劣的是，藏民的孩子辍学在家，每逢旅游旺季就出去挣外快。村里有这样一个公路旁的公厕，每天轮换着收钱，每家都派出该上学的孩童，有的霸着离家远点的茅坑。“给钱！”两个字应该是他们最早学会的汉语句子。看着头发乱蓬蓬、衣衫不整的孩子，向你伸出一双稚嫩的、脏兮兮的小手，说着不标准的汉语时，心情真的很不平静。“援藏”已经进行了几十年，我们在去日喀则的路上就见到，运送小卡车（是各地赠送的）的大货车，一下子起码开过十多辆，以一辆大货车装载10辆计算，那个数字也是可观的。

除了拉萨的八角街的小摊上，能见到做小生意的藏族人外，走在拉萨街头的藏民，多数是手持着转经筒，嘴里不停地念叨着的，要不就是三步一跪，磕长头的，他们朝着自己心中的目标，到大昭寺、小昭寺、扎什伦布寺等寺庙还愿。拉萨或其他城市的街头，开店做生意的以汉族人为主，他们来自四川或邻近西藏的地区，听说，初步统计外来人口已经接近西藏的本地人口，他们也同样含辛茹苦地为发展西藏的旅游事业努力着。

旅行社化大量的时间让旅客购物已成惯例，在西藏旅游也不例外。让我们光顾的店主要有三种：卖牦牛肉、藏药和绿松石等“宝石”的店。只要在拉萨，每天下午3-4点钟导游就拉我们去购物，少则二家店，多则三家。后来听一位导游诉苦，公司给的工资低，每天去两家店是硬任务，导游可以从店家拿到人头费。因此当有旅客下了车不走进店里，司机和导游都会很生气的。那家名叫“奇圣”的牦牛肉店，我们共去了三次。

奇怪的限速：西藏自治区的面积在中国排行第二，分为六个大区：那曲、阿里、日喀则、山南、林芝和昌都。这次我们去了其中的三个：日喀则、林芝和那曲（纳木措）。从拉萨出发到日喀则，单程大巴需要走360公里，到林芝更远，有560公里。都是国道或省道，一般路段限速牌标着30公里或40公里，由于西藏的整体路况较好，司机为抢时间，起码开60公里以上。西藏路政局明知各路司机都会超速行驶，为了保障旅客的生命安全，减少交通事故，限速是关键。可是，西藏路政局采取了很滑稽的做法，司机在进入某一路段前，到公路管理站取时间卡，规定你出该路段时的准确时间。如果提前到达就得交罚款，一分钟200元。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眼看着时间还早，大巴司机随便把汽车往公路边一停，等上一二十分钟再开。这样本来不太宽的公路，被大巴占去三分之一左右，很容易引起堵车。

    妈妈去世快30周年，现在常常在梦里与她相见。她一点没老，一头乌黑的短发，脸上有少许皱纹，笑起来露出的假牙雪白、整齐。梦里的我一直有许多惊喜，要不妈妈奇迹般地治好了癌症，要不就是医生误诊，妈妈根本没得可怕的疾病，她很健康地生活在我们中间。只有醒来后才会恍然大悟。

妈妈活着时没得过大病，对于连生孩子都在家中，医院对于她是那样的陌生。她没多少医学知识，以至于生了重病都不找医生，也不跟家里人说，等癌细胞转移到全身，每天还忍着疼痛干家务劳动。她走得那么仓促，住院不到一个星期就撒手人寰了。

妈妈生于1917年，老家在苏州的木渎镇。妈妈说，她出生后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从她懂事开始就没见过自己的父亲。妈妈的母亲，即我的外婆，迫于生计只能撇下稚嫩的女儿，走出家门到木渎有名的大地主严国馨家帮佣。

木渎出绣娘，女孩子从小学得一手绣花的手艺，为日后能找个好婆家、嫁个好老公打下基础。外婆也不例外，她的刺绣活相当出色，虽然她也嫁了个好丈夫，可惜只在婆家生活了二三年，生活的担子就压在了她自己的身上。

地主家的佣人分粗工和细工，像厨房、打扫卫生和侍候少爷、小姐等活属粗工，细工，顾名思义就是女红。我的外婆的工作属细工，主要做刺绣。小时候我们家中还有不少外婆绣的“油蜜搨”（汉字怎么写待考证）。这是一块直径七八公分的圆形软布块，正面是绸缎料，上面绣着鸟和花草类的图案，反面是棉布料。旧时妇女梳头时，有的用刨花水抹在头发上，刨花水有粘性，使梳理后的头发平整而光滑。有钱人家一般用生发油，生发油略带一点香味，还能增加头发的亮度，与现代的发蜡有异曲同工之效果。生发油先滴在油蜜摺的反面，再用油蜜摺在梳理完的头发上抹一遍，这样才能使生发油涂抹得均匀。

妈妈常说，外婆在地主家干活，每年只回家几次，如清明节、中秋节和过年等。平常她是和自己的外婆即我的太姥姥相依为命。太姥姥也是年轻时就守寡，生了一男一女。失去丈夫的太姥姥，在儿子夭折后，就天天哭，最后差点把眼睛哭瞎。看到与自己儿子差不多大的孩子时，太姥姥像祥林嫂似地唠叨：我的儿子5岁时就能背金刚经，就因为他太聪明，所以养不大。太姥姥视力不好，妈妈很小时就能帮自己的外婆做家务。祖孙三代共三位女性，这个特殊家庭全靠我外婆一人在外谋生，日子过得既清贫又和谐。

虽然生活捉襟见肘，但深明大义的外婆，还送妈妈去木渎砚山小学念书，直到小学毕业。由于她学习很刻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我家还保存了当年妈妈读书时的成绩报告单、奖状和小学毕业证书。

小学毕业后，上海亲戚建议妈妈再继续读护士学校。可是家里的经济实在困难，太姥姥年龄越来越大，更离不开别人的照顾，从此妈妈伤心地告别了学校。这样又过了多年，到了我妈妈该谈婚论嫁的年龄，媒婆不断来家里说亲，受封建传统观念束缚的太姥姥，头脑里的条条框框数不胜数。男女相差6岁的叫“六冲”，不能嫁；生肖不合的夫妻不会白头偕老，叫“相克”，也不能嫁……，就这样左个不能，右个不嫁，妈妈变成了未婚“大龄青年”。我的外婆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直到太姥姥过世，30岁的妈妈还没找到婆家。于是降低了出嫁的条件， 31岁时她才嫁给我爸。

我们都知道妈妈喜欢读书，她文化水平不是很高，字却写得很漂亮。她常常跟我说：“如果你外公再多活一二十年，那么我就可以读护士学校或者考高中上大学了。”这也是我学生时期，努力学习的动力。妈妈说的确是心里话，我外公原来在上海画画的，收入应该很丰厚，年轻时染上吃白粉的坏习气。长大后，我才懂得白粉是什么东西，它吞噬人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外公只活到30出头，就是被白粉夺走的生命。

外婆和妈都不相信“穷算命，富烧香”的说法。她们是唯物主义者，可下面发生的几件事情又无法用科学的道理帮她们解释。

一天，外婆在外面撞见一位骆驼相面（网上查到确有《骆驼相法》一书，盛书笙著）。相面先生看了看外婆，随后跟她说：你以后会得暗毛病的。按规矩，信者必须出钱给相面先生，然后由他帮你除病或消灾。不信神鬼的外婆没搭理，转身就走。晚年的外婆也曾说起此事，原因是，严重的耳鸣症相伴了外婆大半生。妈说，外婆偶遇骆驼相面后几年，拔了一颗恒牙，回家后没休息，直接到园子里干低头活。牙齿出血不止，再躺在床上，以后一直精神不振，并伴有头晕、眼花等症状，本以为休息休息就会好的，也没去医院就诊。再后来就持续不断的耳鸣（苏州人叫“耳朵响“），直到她离开人世。对于现代医学，耳鸣的治疗也是蛮棘手的。

我外公原来在上海工作，过年时回家。大约是妈出身后第二个春节，吃完年夜饭后，大家围坐着说笑聊天。正巧，邻家一个算命先生来串门，坐着的人更热闹，七嘴八舌地要他算命。一个个都算过后，该轮到算我外公，算命先生突然把话风一转：“还是算算某某吧。”在场的人都觉得奇怪，也就在那年，我外公在上海突然去世了。不是算命先生先知先觉，其实吃白粉的人外表是能看得出的，骨瘦如柴、萎靡不振……。

在封建迷信盛行的年代，除了算命、相面外还有“坟上风水先生”。听说，早年一位风水先生走过我太姥姥家的坟地，连声悲叹：这家人家要三代孤孀（即守寡）。妈说，真被坟上风水先生撞对了，直到妈妈这里才算终止。

信则灵，不信则不灵。这些故事虽然就发生在妈妈的身旁，但她从来不迷信。听她说这些往事时，就像说别人家里发生的事一样平淡。

    一般来说，人自降生开始，就有短暂的记忆。婴儿会辨别自己的母亲，或生活在他周围的熟人。到了成年，能回忆起的人和事才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记忆，这是因人而异的。

    我的父母亲都是独生子女，结婚后二家并成一家，我妈带着她的妈，我爸带着他的爸开始过一家人的生活。所以我的到来给四位长辈（爸妈、姥姥和爷爷）增添了无穷的乐趣，沉默被不绝的哭叫声打破。就像现在的独生子女一样，我成了当然的小皇帝。妈妈常说，我的弟弟没出生前，我是在外婆的怀抱和臂膀上一天天成长的。一旦把我放在床上，就开始哇哇乱哭。这些事情没在我的脑海中留下半点印象。过了一年多，弟弟来到我们的家，外婆毫不犹豫地担当起照顾弟弟的任务，爷爷很高兴地成了我的保护伞。白天他到哪，我骑在他的肩上跟到哪，茶馆、酒店、小吃店，甚至浴室。晚上也和他睡一张床，亲密无间。可惜啊，爷爷在我五周岁时就早早地离世了。爷爷的外貌、平日穿的长衫或衣裤、戴的帽子，以及步态等，我现在都还能回忆得起来。与他朝夕相处的片断，也会断断续续地从记忆深处蹦出来。

    现在苏州大学附近的望星桥堍，几十年前与盛家带河垂直方向，有条东西向的小河，大约是大跃进年代被填平了。沿河有家茶馆，爷爷和我是那里的常客。他喝着茶与茶客聊天，我在一旁听着或玩自己的东西。有时叫来一客汤包，一咬一口，薄皮马上破了，鲜美的汁水顺着食管直流进胃。茶馆大门沿着马路朝北，朝南是一排半窗，冬天太阳毫不吝啬地射到屋子的每个角落，煤炉上长嘴的铜壶里，沸腾着的开水冒着白烟，人多热气旺，就像现在开了空调似的暖和。

    对男浴室的记忆就更深刻了。除了观前附近宫巷的清泉浴室外，凤凰街的横巷滚绣坊内原来也有一家，当时我家住十全街，步行到凤凰街较近，因此滚绣坊的那家浴室是常去的。

推开朝南的两扇大门，走过二米多长的一条狭窄过道，再掀起厚厚的棉门帘，浴室内独有的气味，暖气加人气就扑面迎来。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厅堂，周边放着木制的躺椅，躺椅下面铺着浴室专用的长毛巾，是供泡完澡的顾客休息用的。去得早，躺椅还有空着的，去得晚的话，就能听到呼噜声此起彼落，聊天声震耳欲聋。浴室内好像不设专门的更衣室。厅堂休息室上方的三面墙壁上，钉了不少吊钩，顾客脱下的外衣裤，服务员用衣架挂好，服务员用长的丫叉把衣架挂到钩子上。这样既不占地方，现在想来，还能起到防盗的作用。

脱光了衣裤来到浴池，我人小不敢下去，估计水位可以没过我的头。爷爷一般先抱着我在热水里浸一会，碰上水温高时，我就往上窜，双脚缩起不肯落下。泡了一会，再让我坐在池子边上，双脚打着水玩。洗澡的顾客与爷爷都成了朋友，除了大人之间的家长里短外，我的到来成了他们话题的中心。大家都喜欢逗我，骗我或恐吓我，可能与四个大人一起生活的缘故，小时候的我，嘴巴特别“老”，会说大人话，也很勇敢。经常逗得周边人开怀大笑。

爷爷喜欢我，但难免有孙子情结，老给我理男孩式的短发。五十年代有走街串巷的理发师，给我剃头的师傅姓戴（音），我怕剃头，看见这个师傅就像见了鬼似的拼命逃。当我不听话时，大人就会吓唬我说：“戴子来了”。对我而言，就像一般孩子听到“老虎来了”一样地恐惧。假小子是我童年的真实写照。

当年我的家与现在的苏州饭店只有一墙之隔。过一座新造桥就到河对面的吴衙场，桥的西堍有个三观堂，里面好像供奉着一尊观音像，看护三观堂的是一位独身的吃素老妪，我称呼她“罗好婆”。她个子矮矮的，花白的短发一齐朝后梳，用刨花水涂抹得绢光滴滑，斜襟的短衫洗得底子发白，小脚一双，走起路来一扭一摆，她终身未嫁，以帮佣为生。菩萨像后面并排二小间，东边作为厨房用，西边就是房间，面积很小，而且沿河。我喜欢去罗好婆的房间玩耍，推开房间的窗户就是另外一片景色，稍大点，我就双脚跪在椅子上，双手趴在沿河的窗户边，探出一个头，看河面上飘过的船只，看对面人家在干什么。

跨进三观堂的大门，就见到一个皮匠摊，60多岁的老皮匠，戴着一副老花镜，低着头，双手捧着一只鞋子，不停地抽拉缝线，或叮叮当当地给顾客的鞋子钉掌子。一次我不小心把老皮匠的折扇弄坏了，他把老花镜往下一挪，扳着个脸说：叫你父母赔我。从此，我再也不敢自由出入三观堂了。麻烦的是，它的斜对面有一家卖小吃的杂货店（烟纸店），每当我嘴馋时，就开始为难，皮匠摊是必经之地，一般我都以最快的速度，飞奔而过。嘴里还唠叨着：老皮匠来哉，快点奔。过了些日子，实在憋不住，又想去罗好婆那里，就蹑手蹑脚地溜进去。五六岁时的我个头不长（上学后，也总是比同学矮，长个头是进高中以后），对于工作认真的老皮匠来说，我的此举十分奏效。几次得逞后，我的胆子越来越大，趁老皮匠不注意，或与顾客说话时，背一挺，大模大样直奔罗好婆的房间。

有回我又去三观堂玩，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冲我而来：“长远不见哉，今朝你倒来哉啘。”老皮匠边说边放下手中的活，起身来抓我。这突如其来的吼声，一下把我惊醒，双脚开始不听使唤，愣在那里不动，眼泪“唰”地流了出来，嘴里不停地讨饶“以后我不再做了……”。哭赢是孩子的本能，老皮匠的脸顿时阴转晴，还抱着我不停地哄着。

淘气，是犯错误的根源。有时白天闯了祸，晚上就会挨父亲的打。可是我与爷爷睡一起，他自然会保护我的。一旦听到父亲在外屋的骂声：“看来不吃生活是不行了”，爷爷就像个门神守在床前。我们睡的是中式老床，一年四季挂着蚊帐，等父亲过来打我时，爷爷站在床前的踏板上，双手一字摆开，把怒火中烧的父亲挡得严严实实。敏捷的我会一骨碌从被窝里爬出来，背尽量靠在床后的墙上。小孩不懂，其实蒙头躲在被窝里不是更安全吗？父子俩如捉迷藏似的，你左我右，我的双眼紧盯着父亲，他左我右，双脚不停地在床上奔跑。爷爷一边拦着父亲，一边帮我开脱：小囡不皮的话，就要生病了。父亲拿自己的父亲毫无办法，总以失败告终。

爷爷一向身体健壮，从不上医院看病，更别说服药。估计晚年患有高血压病，嗜酒更加速了疾病的发展，最终是脑溢血夺走了他的生命。出殡那天，我一个人坐在小马桶上发呆，看着大人们忙前忙后，看着爷爷的遗体从房间抬出去，但不懂得悲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父母常对我说：“榴竞啊，阿爹走哉，永远不会再回家了。平时他这么喜欢你，你怎么一滴眼泪都不流？”长大后，我常常翻出他的照片，默默地流泪。还时常会在梦里见到日夜思念的爷爷。

一幕幕发生在童年时的情景，犹如发生在昨天一样清晰。

        二十八年前我俩刚结婚，他是师范学院的大学生，每月有14元生活费。我在公司上班，月工资29元7角，比他多。但我们两人平均生活费不足25元，于是82年的春节，公司工会张贴的职工补助榜上有了我的名字。同事们都安慰我说，“眼镜兄”（石汝杰在我公司同事中的绰号）马上大学毕业了，你们将苦尽甘来。

大学毕业前，他想报考复旦研究生，在外人看来，一个师范院校的本科生想报考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实在有点自不量力。只有他的同学和老师相信他有实力，持肯定态度。我不敢在外面声张，连父母和同事都没有说，一怕反对，那时一般人不太知道研究生是干什么的，只知道不工作还要继续读书。二怕考不上让人笑话。

说起来，他的录取还真是一波三折呢。

在老毛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指示的指引下，不但要成绩过关，体检也不能马虎，因此我们想到的，首先是他有“高度近视”那个坎。其实问题的严重性远不止这个。

他大学毕业的那年春节，我俩打算结婚。公司分给我一套中户（按当时的标准），有两个房间，一个厨房和一个卫生间。恰逢年底，二人都在念书，都得进行期末考试。为了赶结婚，毛坯的新房必须装修，既没钱又请不到装修工人。除了装灯和地面涂料由我弟的同学负责外，粉刷墙壁等活儿就我俩自己承担了。那段时间，两人都累得不想说话。冬天涂料化不开，还得生炉子，为保温，还把门窗关紧，险些一氧化碳中毒。结婚后，他除了正常上课外，还要准备研究生考试。当时生活拮据，又是计划经济时代，粮食和副食品等都是定量供应的，每月要发不少券，譬如鸡蛋每人每月只有半斤（大约5只上下）。

经过努力，他顺利通过了书面考试和口试（复试），下一个就是体检关。因为长期劳累，营养又跟不上，血小板低于正常值，做心电图显示心率不齐，有窦性心动过速。自觉症状则有心悸和心率加快，有时还会气急，一直像在做激烈运动。虽然有点难受，也不跟我说，生怕说了，我会担心的，还以为休息休息就能恢复的。等体检报告单出来后，他才觉得事态的严重。那时我在公司当红工医，不但知道应该配什么药吃，还可以不化钱。经一段时间的服药和充分休息后，他的症状明显好转。复旦校方根据他的复试成绩初步决定录取，并到江苏师院调他的档案，同时还要他重做心电图，结果是正常的。

第二关是身体档案关。71年林彪出事后，插队知青的命运急转直下，上调的希望变得渺茫。为了能尽早摆脱农村生活，他借自己高度近视的“优势”， 以“病退”的方式回到苏州。从此，提交过的各种证明材料，白纸黑字入了他的档案袋，将伴随他一生。最后录取阶段，复旦大学就以身体不合格为理由把他剔除了。他的导师许宝华老师在第一时间知道了落榜的消息，马上写信安慰他，那是82年的6月21日。

这封决定他命运的信，寄到了我的单位。其中有个小插曲。当年考研，外语和政治是铅印的全国性试卷，他参加的专业考试，还是手刻钢板的油印卷子，试题还有写错的地方。专业考试结束，考虑再三，就给许老师写封信，提出了考卷里的问题。信封就用了我公司的。后来许老师对他说：“信若寄到大学，万一有什么闪失，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上回你寄信给我，用的是公家信封，心想，肯定你有亲戚在这个单位。”真是无巧不成书，我们的公司年轻人只有一二个，我当红工医更能得到同事们的特殊关照，包括恋爱和婚姻大事。石汝杰和我谈恋爱不久，就被同事们“发现”，不但送了个绰号“眼镜兄”给他，还都知道他的真名实姓，在什么地方读书等。信封上写了他的姓名，没有被退回去，同样顺利地送到我的手里。

当时没有先进的通讯工具，看完来信，我的心凉了半载，双腿如得了小儿麻痹症一样。但一个信念支撑着我，必须尽快找到他。跑了学校没见他的人，又赶到他家里。我们很清楚，这些病退回城的文件，都是有法律效用的。现在要“推翻”那些原始材料谈何容易。首先要有医院眼科检查的证明。上午收到信，下午就去苏州附一院，眼科医生通过仪器详细检查，在他的病历卡写：眼底无异常变化。他拿着病历卡，充满自信地去找医院相关部门盖公章。当时苏州各大医院对于招生和参军的检查控制得相当严，还有文件规定，不能随便为当事人出具任何证明。虽然管医院公章的人与我父亲还是老相识，但她“坚持原则”，只在一张有医院抬头的信笺纸上写：某某同志（指主治医生）是我医院的医生。这张盖了医院公章的，起不了任何作用的证明，等于没开一样。希望变成了失望。

不到黄河，心不死，不撞南墙，不回头，是我俩性格的共同点。那一晚二人都没合眼，经过分析，只有一条路可走，即自己去上海“申诉”。6月正值江南的梅雨季节，凌晨2点，窗外的雨像倒下来一样，我一边简单地为他收拾行李，一边为他鼓气：命运就这样安排的，要想跨进复旦大学，只能去上海最后一搏。火车载着他，在暴风雨的夜空中颠簸着，我的心也随着火车一起飞到上海。

几经周折，火车换汽车，他先找到许老师的家。清晨，在敲开许老师家大门的一瞬间，看着全身淋湿的学生站在自己面前时，许老师惊诧万分地问：外面下这么大的雨，什么时候从家里出发的？快进屋，坐下来慢慢说。一边吩咐家里人，拿出早点给石汝杰吃。许老师对学生的“突然袭击”并没有过多地责备，只关照学生，必须去找研究生院的负责人，把自己的身体情况如实说清楚。还再三叮嘱，要心平气和地说话，不要跟他们争论。

许老师住在学校的第七宿舍，离校园很近，在老师的指点下，赶在办公室上班时他到达研究生部。一位宁姓女性接待了他，听完他的一番叙述，傲慢的宁某，口气十分坚决地答复他：我们要录取全面发展的学生，你从乡下上来是“病退”，眼睛有病是事实，高度近视有可能失明，我们不能因为你成绩优秀就特别照顾。况且录取工作早已结束，没有再改变的可能性。看他不想离开，宁某有点不耐烦，换个角度来刺激他：你的眼睛是高度近视，肯定不能用眼过度，一旦看书时间长的话，很可能引起眼底出血。加上你的血小板又在正常值以下，眼底出血就无法制止。这样的后果你想过吗？听起来倒好像蛮“专业”的话。看看眼前的宁某，回味她的每一句带威胁性的话，尴尬的境况并没有动摇他，反而更坚定了找负责人说理的决心。

旁边的办事员十分同情石汝杰的“遭遇”，去找负责人了。又等了半个小时，那位姓杨的主任终于走进办公室。杨主任没有摆架子，耐心倾听完学生的叙述，看了看他的病历卡和那张不是证明的证明。杨主任立即安排办事员小胡陪他一起去复旦指定的长海医院检查眼睛。长海医院的眼科医生确认是单纯性的近视，眼底没有明显变化，不会影响学习。小胡拿着长海医院的证明，在车站等公交车时，不无遗憾地对石汝杰说：你来得太晚了，现在录取工作已经结束。此时，他如梦初醒，内心像打翻的五味瓶，难道一切努力都将付之东流？难道复旦的大门对我永远关闭？绝望的他，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垂头丧气地找到许老师。许老师知道他去长海医院复查、结论又是令人满意的。十分高兴地说：不要着急，研究生院有些人本来就那样的。我们系的某老先生（著名的音韵学家），也是高度近视，看书就像闻书，眼睛到现在还没瞎。并鼓励石汝杰，回去还是要作好二手准备，能录取最好，若愿望落空的话，希望你不要放弃自己认定的方向，不一定非得上研究生嘛，自学成才的路也一样的。

就在他去上海“申诉”的那一天，江苏师范学院也同时收到了复旦大学退回的档案。他的同学知道后，十分惋惜，几个人一起到我家看他。我不想把他去上海的真实情况说出来，更不知道他们一起来的原因。于是编了一套谎言，想蒙混过关。同学们没见到他本人，也不忍心把坏消息直接告诉我，聊天的中心就是毕业分配。说，他们全班投票一致推荐石兄（同班同学对他的尊称）留校。喜讯并没有让我真正开心起来，表里不一的我，还强颜欢笑表示感谢，同时往肚里咽苦水。同学们刚走不久，他如释重负地回到苏州的家。

先听他简单地叙述去上海的经过，结果虽然是圆满的，但是，他转换口气接着又跟我说，我在复旦研究生院的办公室里，已看到一份今年研究生的录取名单，是上报到上海教育局去的。言外之意，我们十分清楚。第二天，《解放日报》上登载了上海市当年研究生录取工作结束的报道。希望变成绝望，落榜似乎成了事实。当时我的情绪比他糟多了，本来睡眠就差，又被解不开的死结困扰，我失眠了多天。为了让我早日走出阴影，他出妙招，带我去见他的班主任（与我们同龄）。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班主任送我们到门外，昏暗的路灯下，三人沉默不语，突然班主任开口对我说：“不要再想读研究生的事情了，同学们和老师们都推荐他留校任教，不也很好的嘛。现在我还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成功，可能性起码在九成以上。”

1982年7月2日，就在毕业班快要离校的前夕，迟到的录取通知书居然寄到了学校。其中的曲折至今还是个谜，我们曾开玩笑地问过许老师，他也避而不谈。

6月28日早晨8点多，突然接到许老师从上海打来的电话。预感到陆慧华老师（许老师的夫人）不行了，果真，许老师说，陆老师于27日上午过世了。我的心情十分沉痛。

许老师是石汝杰在复旦大学的导师，师生感情很深。师母对我们十分热情，每次回国去许家拜访时，都要请我们吃饭，甚至留宿。若时间短来不及到上海的话，也要打只电话，互相问候一下。

一直身体健康的陆老师，80岁时得了淋巴癌，还能坚持一年半以上，也能说创造了医学奇迹。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罗京，也是这个病，年纪相对较轻，医疗条件相对较好，并成功进行了干细胞移植，但罗只活了不到一年。

壮实的身体、胖乎乎的脸、和善的面容、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是陆老师留给我的印象。07年暑假他们夫妇俩去广西旅游，回来还好好的，洗澡时摸到腋窝处有个硬块，不痛不痒，以为是外出累着了，以为休息几天就能消去。听说，等了一个月没变小，才去医院就诊的。结果一出来，全家人如五雷轰顶，生活顿时完全变样了。

癌症对于现代医学来说，还是个未攻破的难关。民间俗称“一个头字”，有两层意思，即得了“癌”就与“死”字联系在一起了。何况陆老师得的是癌中之王的淋巴癌。没法进行手术治疗，彻底切除。癌细胞随着血液和淋巴液在病人的身体里到处跑。只有两种最痛苦的医治方法：化疗和放疗。因此当她得知此病后，主动提出放弃治疗。说，自己年事已高，不愿意再受这份苦。化了钱还治不好病，不是件劳命伤财的事情吗？但许老师和家人绝对不能接受她的意见，于是二点一线成了耄耋之年的许老师的生活轨迹，义不容辞地担当起护理员的工作，时间长达一年半以上。

08年寒假我们回国，想去医院探望她，到了上海许老师家后，仍旧没见到陆老师。她又住进医院，又一次进行化疗。好强的她不愿意以病态的面貌见到我们。与许老师一个多小时的交谈，是在悲痛的气氛中进行的，他不得不面对事实。看着许老师憔悴的面庞，眼泪不断从眼眶里涌出，我们心也如刀绞似的难忍。晚年的他本想写点自己的东西，现在生活秩序全部打乱，每天清晨许老师烧好吃的带去医院，自己或住在医院或到傍晚回家。女主人生病后，家务活全部落到许老师的肩上。他说，她住医院我要两头跑，回到空荡荡的屋子里，心里更难受。原本他还想留我们吃饭的，被我们婉言谢绝，一没时间，二没那个心情，他还惦记着在医院里的病人。临别前在许老师的书房里拍照留念。他家住4楼，坚持陪我们走到小区门口，并目送我们远离。他那忧伤且依依不舍的眼神至今难忘。

回日本后，我们又给许老师打了电话，想安慰安慰他，那次正好陆老师出医院在家里休养。听筒里传出陆老师熟悉的声音，一点不像重病人，还是那样爽快，还是那样健谈，还是那样乐观。

癌症是吃钱的重病，现在中国的医疗更是高价的，化上万元打一针是常事。早年当教授的收入并不高，因此许家的经济压力一下变得很大，学生们都伸出了援助之手。对此，许老师一直记在心上，来信除了表示感谢外，还传达陆老师的意思说，今年暑假回国时一定要请我们吃顿饭。前些日子我曾想再打只电话问候一声，那知这些都成了追悔莫及的事情。

一次次的化疗，一次次的放疗她都挺了过来。一年多了，80多岁的老人所承受的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人的意志虽是坚强的，可人的身体又是十分脆弱的，病魔最终夺走了她的生命。现在陆老师终于彻底摆脱了人间的折磨，到天国去过更快乐的生活了。

愿陆老师在天之灵安息。

　　本来白天上网除了看文字外，有空还要看看中央电视台的往期节目的录像。晚上则看中央台直播的10频道的科学节目或12频道的法制节目。生活与国内基本不脱节。

　　以前下载的TVANTS（电视蚂蚁）最好，一下可以打开多个频道，任你挑选。如果不看，可以最小化，让它缩到屏幕的最底下。中央三套的《星光大道》我也曾看过。半年前TVANTS不行了，愤怒中，想想还有悠视网，心情稍稍平稳些。于是每晚若要看中文电视节目，就上悠视网UUSEE。半个月前，UUSEE网络电视开始不正常，先是信号断断续续，鼠标右键轻点后，节目单出不来，即使出来也是早二三小时播过的节目。最近一周全部被北京卫视的各频道霸占。昨晚看了凤凰台的《文涛拍案》，虽然不喜欢，只能凑合着。质量还是可以的。

　　最可恨的除了网络电视节目（中央电视台）看不到，连往期的录像也吞吞吐吐地不肯传给我。等老半天，屏幕还是一片漆黑，信号标记在不停地转动，提示“信号传递不上”。今天上午竟彻底断了信号，连一直畅通无阻的ChinaRen校友录都上不去了。郁闷哪！

　　说过点，网络电视可是我的生命线，二天来不断努力下载相关软件，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浪费时间，耗费精力。

　　有时间弄弄自己的共享空间吧，又发现电脑系统不匹配，中文软件在我的日文系统的电脑上，显示的全部是乱码。

    6月初就不正常了，有人告诉我：可能是特殊期间，……。对了，今年正好某事件19+1周年。过了半个多月，还不让看？搞什么名堂啊？会不会是恶劣天气造成的，但愿如此……。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是老毛在1965年6月26日提出的，简称“6.26指示”。今天正好是发布指示44年，网上有人说“毛泽东时代的医院，治病高于一切，有钱没钱先治病。再看现在的医院……唉……”一声叹息，道出“恋毛”的原委。与前苏联的老革命一样，“恋斯大林、恋列宁”。没错，当时城里有公费医疗和集体企业医疗，在农村则有合作医疗。大病小病都不用掏自己的钱包。

我当过六年赤脚医生，体会深刻，合作医疗制度带给农民的好处暂且不讲，借着今天这机会，说点当时农村医疗制度的潜在风险。还626指示的本来面目。

下乡插队时，当名赤脚医生是个人人羡慕、梦寐以求的行当。我们大队14个生产小队，分东片、西片和北片共有四名赤脚医生。到卫生所看病取药不要钱，请到家里仅收出诊费1角。70年大队开始创建合作医疗,选拔赤脚医生，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也被推荐上了。我主要负责北片4个生产小队，大约400来个社员。大到古稀之年，小到刚出生的婴儿，常见病和多发病基本由我解决，碰到疑难杂症就开记帐单转到镇上的地区卫生院。乡亲们对我十二分的信任，不管是小病还是大病、重病，只要不需手术的，都不愿走十多里路去医院看。当时我的思想与他们同步，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开记帐单。用中西医结合的医疗方法，守护着社员们的健康长达6年之久。

那时，公社和乡卫生院的领导十分重视对赤脚医生的培训，除了去镇卫生院实习外，每年各大队的赤脚医生都要集中学习，请当地的中医专家来讲解中医药理论、特别是中草药的药性及应用、针灸等课程，内、外科医生也为我们举办不定期的各种讲座。最让我兴奋的是，还请来苏州医学院的医生、教授给我们上解剖学、医药学等课，带来一具人体骨骼和一具浸泡过福尔马林的尸体。那次短期系统的学习班结束后，我学医的热情更高涨。说实话，农村赤脚医生的学历参差不齐，只有初小文化水平的人很多，我是为数不多的“高学历”。通过多年的刻苦学习，不断更新原有的医学知识，学用相结合，对医疗技术精益求精。因此6年里没出过任何差错，且得到了领导和社员的好评。

但是，往事不堪回首，每当打开记忆的闸门，医疗风险带给我的恐惧感却油然而生。

其一，药物安全性存在风险。例如疗效好、使用较多的青霉素针剂，规定必须用水剂青霉素先做皮肤试验，因为水剂反应比乳剂快，只要等15到20分钟，若显示为阴性，就能放心地注射乳剂青霉素了。但工作中往往等不到规定的时间，为省钱，皮试用的不是水剂而是乳剂。乳剂注射时疼痛感觉比水剂轻，而且药效长，若开一瓶水剂，只取出其中10分之一不到用作皮试，剩下的就只能扔掉。

我回城的前二年，璜泾地区卫生院内曾发生过因青霉素过敏致死的病例。患者是该医院的牙医，注射前做了皮试，且无过敏史。当时他痔疮发炎，自己想用青霉素消消炎的，不料搭上一条命。听说皮试时间还没到，病人自己着急，跟护士解释说：你打吧，不要紧的，我经常用青霉素，还从来没有过敏。他忘记人的身体是不断变化着的，这次竟然就过敏了呢。那护士没坚持原则，只听病人说的，没加思考，立即推药，并顺利地拔出针头，看他走出注射室。患者的办公室离注射室不到5米，不一会，护士听到外面大呼小喊，连忙出门探望，不得了，刚才的病人已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在医院，按说抢救器械齐备，抢救医生也在第一时间赶到，但还是没有挽留住他的生命。倒霉的除了病人，还有那位给他打针的护士。她除了因失职被批评、处罚外，还得承受不了解实情的人的辱骂。幸亏死者妻子也是这医院的医生，家属方面没太多的麻烦。但毕竟小地方，背后常被人指指点点，还这么称呼她：“打针打杀人的某某某”。

对于既无抢救经验的医生又无医疗设备的农村家庭来说，病人一旦过敏，其后果只有一个：“告别亲人”。因此我告诫自己要谨慎、谨慎、再谨慎，为了病人及他的家属，也为了我的名声。但是，过不了多久又会恢复原样。有客观原因，如：流行疾病发生时，病人很多，也有主观上的侥幸心理。

其二，注射器的卫生消毒存在风险。七十年代，一次性注射器尚未问世，在无条件高压消毒的农村，用的是煮沸消毒法。碰到有静脉注射的病人，就在他的灶间，先洗一下做饭用的大锅，加上水，用纱布包好的“洗干净”的针管放在铝盒里一起煮，煮沸后再煮十来分钟，消毒工作就算结束。碰到静脉注射时，一般再加15分钟煮沸半个小时以上。洗锅和针管的水就是屋后的河水，至多农户家里用明矾沉淀一下。挂葡萄糖盐水时，注射器也是这么处理的，比起肌肉注射来，静脉注射的危险更高。可能那时的乡办企业没现在多，农村的河水并未受到很大的污染，加上计划经济年代，出厂的药品都是合格的，所以医疗故事很少发生。如果换到假货满天飞的现在，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唯利是图的商家，昧着良心生产假药和假的医疗器械，骨科手术需用的钢板也有不合格的，医生放到病人体内竟会断裂，只好再动手术的案例也时有报道。

其三，药物副作用带来的风险。如链霉素和庆大霉素，使用不当就落下神经性耳聋，这是无法医治的，病人康复后就加入了残疾人的行列。多数发生在不会说话的婴、幼儿身上，因为前期有耳鸣等耳道不适的症状，若立即停用，就不会产生后遗症。在乡下我曾见到过一个小女孩，她去县级医院治病回来，耳朵就“野”了。父母亲怎么叫她，就是听不到。到目前为止，这类药物的副作用还无法避免。

以上列出的风险对我来说还算不了什么，最大的风险是为孕妇接生。刚插队时，农村还是老接生婆独占天地。乡亲们觉得去医院路途遥远，加上传统观念的束缚，甚至听说，有无知而大勇的夫妻，自己动手就在家里生孩子。太仓的出生率一向很低，往往保持两胎，且一男一女为多。这是一种沿袭祖祖辈辈的陋习造成的。嫁女儿时陪嫁中，少不了两只子孙桶（无提把的马桶），生过第一胎，有的孕妇就不请接生婆，临产前自己坐在子孙桶上，孩子一旦降生，先确定其性别，若与第一个的性别相同，立即残忍地盖上盖子（即所谓“溺婴”）。因为是世代相传的做法，孕妇及其家人觉得是天经地义的正常事情。这种常人无法接受的溺婴行为，既不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责备，更不会有舆论的谴责。

 独生子女政策还未颁布前，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还是要求间隔两三年生第二胎。到70年代中期农村宣传新法接生，选拔女赤脚医生当接生员，老接生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我又赶上当一名新法接生员的好时机，那年才二十五六岁。去卫生院学习兼实践了一阶段后，回到大队即担当起孕妇接生的重任。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刚下乡时的幼稚和无知逐渐被成熟和老练所替代。开始患得患失，有了风险意识，尤其干了接生员，碰到难产心里十分害怕。

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是一个生过多胎的经产妇，因不想要腹中的孩子，仍旧叫来接生婆。残留的胎盘没排净，她们却浑然不知，不到一个月就下地劳动（太仓农村的习惯，孩子不要的话，休息时间较短）。被医学称为副胎盘，开始慢慢地脱落。经产妇是知道的，产后子宫收缩时出血是正常的，于是没当回事，坚持边出血边劳动，直到傍晚收工。到家先往床一躺，出血并没有停止，量却越来越多。另一名男赤脚医生与产妇是邻居，先把他叫来看看，男医生束手无策，赶紧通知家属叫我过去。我的住处离她家起码有3公里远，当时没有电话等通讯工具，靠两条腿跑也不是一时半会能到的。

急促的敲门声打乱了我平静的生活，开门见到那个男青年，连气也喘不过来，从他断断续续的话语中知道有急病人等着我，远望过去，夜幕下，后面陆续又过来了几个人，我二话没说，背起药箱就往卫生所跑。还没打开卫生所的门，又见到黑压压一队人在田埂上走过来。

我冷静地向男医生询问病情，知道必须转院，失血过多就无法抢救产妇的生命，在卫生所取了二瓶右旋糖酣，点滴后它能起到扩充血容量的作用。我一路小跑到产妇家，进门后，一边吩咐准备临时担架，一边走到床前，手轻轻一搭，产妇的脉搏已经微弱得测不到，从她烦躁的表情上看出，马上要进入休克期。那时是深秋季节，翻开被子看，产妇身下鲜红的血浸湿了二条厚厚的棉胎。不能立即去医院，煮针筒，挂右旋糖酣。此时家里像炸了锅似的，大哭小啼，声声刺耳，而我居然能有条不紊地指挥着一切，用木板和棉被搭起临时担架，安排身强力壮的人抬，等挂上点滴后就上路了。

我回忆起抢救大出血产妇的要点，除了用代血浆的右旋糖酣外，还应该用压迫止血法。很快我在她的身上找到了两条子宫动脉，右手拇指和食指用力压住，还不停地呼喊着患者的名字，问她感觉如何。回答：出血量减少了。担架抬得高，不到十分钟，我的手指和臂膀就开始酸麻起来。于是把要领教会她的亲属，互换轮换，直到医院。一番折腾后，终于把产妇安全及时地送到医院的手术室。经输血、手术，产妇终于脱离危险。妇产科的医生说了，如果再延误一个小时，病人的生命就得不到保障了。

俗话说得对：生孩子是一只脚在棺材里，一只脚在棺材外。与孕妇打交道，就是从死神手里抢夺两条生命。当时新法接生宣传很得力，但要克服传统观念，让产妇真正接受还得经过一段时间。孕妇常常因为怕麻烦，不愿去做产前检查，有的初产妇害羞，要到临产时才告诉你。于是臀位、足位和横位等难产都有可能面临。

初产妇从发动开始就让你陪在她的身边，直至分娩结束。顺产时，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给你的惊喜可以消除你多日的疲倦。也可能我是知青的缘故，信任度较高，产前检查开展得很好。因此当接生员的那几年，我没碰到胎位不正引起的难产。带给我的喜悦比烦恼多得多。

最近我从电视上看到，在落后的农村和边远山区，分娩还在家中，婴儿与产妇的生命仍可能受到威胁，新法接生没有全部落到实处，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实在太远。

引起胃病的原因，不外乎进食的方式不好，例如：暴饮暴食，饱一顿，饿一顿。生活快节奏，工作挤掉了进食的时间，于是吃东西如完成任务似的，边工作边吃。不是危言耸听，这样的工作狂还有可能得胃溃疡。

我不到20岁就下乡当知青，在毛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当时的农村还兴种双季稻。每年夏季农忙时，回家后就躺着不想动。每天早上出工前烧好一天的饭，盛在筲箕（竹编的饭篮）里，挂在通风处。菜已经记不清吃些什么了，肯定以腌制的萝卜干为主。即使这样，一天劳动回家，进门还顾不上填肚子，先要躺下直直腰。于是，饱一顿，饿一顿就不足为奇了。

后来当了赤脚医生，回家探亲的次数就逐渐减少了。有一年农忙过后，同宿的知青回苏州探亲，临走前开开荤，杀了一只自养的鸡。那时还不知道冰箱是何物，她走后，剩菜就搁在通风处。中午回家吃饭，碗里的鸡肉，早已变了味，甚至出现了丝状物。年少身体好的我，没把变质的鸡肉当回事，加上饥肠辘辘，等不及回锅加工一下，狼吞虎咽地彻底消灭了。现在回想起来，太可怕了，腐败成这样的东西，其气味和味道怎么能接受？

没过多久，急性胃肠炎向我袭来。高烧39度，没吐，只是泻。其实吃完后马上吐的话，症状反而会轻些。生病后没人照顾，只得借住在农户家，挂了两天葡萄糖盐水。还落下个慢性肠胃炎。不能吃荤腥，即使炒肉丝这样的小荤，吃完不久，像直肚肠似的，马上泻出。胃肠功能失调后，引起消化不良，甚至便秘与腹泻交替出现，十多年里没好转的迹象。我尝试过各种药物，疗效都不明显。慢性胃肠炎确实很顽固。再后来，坚持按摩胃、腹部，98年前后流行气功掌刮疗，化388元买了一只，每天早晚二次，用气功掌刮疗，在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下，肠道功能基本恢复，但是胃炎还没完全痊愈。

另一顽症——失眠，也是当赤脚医生那会儿留下的。68年去“接受再教育”时，农村还缺医少药，在毛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农村去”指示下，赤脚医生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起来，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70年开始的整6年里，它带给我苦与乐，也给我“奉送”了一个礼物——失眠症。

依照赤脚医生的工作性质，不分白天和黑夜，应该是随叫随到。那时农村缺医少药，农民们一般都没医药常识，又有很多文盲，他们一旦有点头痛脑热的，就会到卫生所请你。碰上流行疾病爆发，工作强度是可想而知的。晚上，不会说话的婴幼儿，身体稍有不适，吵闹声让大人也无法入睡，于是就会登门拜访你。农户家与我住的地方，远的要走几里路，近的也要化上十来分钟。有时走到小孩家，哭闹声早已停止，正呼呼地做着美梦。家属连声说“抱歉”，马上要送我回家。对于从睡梦中被叫醒的我来说，来回白走几里路不说，野风早已把睏懒虫吹跑，心里的委屈向无处释放？即使倒在床上，怎么可能睡得着？故安眠药“安定”刚一面世，我就开始服用，否则就只能眼睁睁地等天亮了。

我一般的做法是，走出农民家先吞一片安定，回到家，安定正好起作用。可倒霉的事还在后头，有时身体还没“摆平”，昏昏欲睡中，却听见敲门声一阵接一阵。是不是在做梦？不对，还听到窗口有人不停叫着：陈医生，陈医生。眼皮酸得还粘在一起，头昏脑胀地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又得出门去了。

现在过去快40年了，有时还会梦见这样的镜头。那些当赤脚医生时不堪回首的往事，与治病救人后的喜悦交织着，对于我，这还是一段最值得回味的日日夜夜。